让职业教育在中国生根发芽

1878年中秋，黄炎培出生于上海浦东一个书香之家，距今已整整140年了。黄炎培出生那天伯父病殁，满月时祖父又驾鹤西去，这一切都给襁褓中的黄炎培蒙上了一层不祥的阴影。

（中国职业教育之父黄炎培。 （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片））

但成年后的黄炎培却一扫儿时阴霾，成为中国职业教育的先驱人物。1917年5月，黄炎培与教育界、实业界知名人士联手，创办了中华职业教育社。中华职教社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以研究、提倡、推行职业教育为主的非政府组织，经过几十年探索与追求，黄炎培从最初的实业救国、教育救国理念发展到大职业教育主义，将职业教育赋予救亡图存的新意义，这是黄炎培教育思想的一个飞跃。

创办中华职业教育社

世界性的职业教育是随着近代大工业的产生而兴起的，首先在欧洲英、德、法各国兴起，继而盛行于美国、日本和新加坡等国。鸦片战争以后，中国大门被打开，近代工业兴起；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，列强无暇东顾，中国民族工商业获得了第一个发展的黄金时期。处于上升期的民族工商业亟需大批技术和管理人才，而中国传统的科举教育满足不了这个新的需求，黄炎培毕生倡导的职业教育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应运而生的。

正如那个时代的大部分读书人，黄炎培幼时私塾，成年参加科举，不过他中举后没有再继续科举的老路，而是进了上海南洋公学学习新学。南洋公学就是今天上海交大的前身，由盛宣怀创办，黄炎培在这里遇到了恩师蔡元培先生，接受了西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洗礼——这段经历是他人生中一个重要转折点。

辛亥革命爆发前，黄炎培在家乡创办了多所学堂，并经蔡元培介绍加入同盟会。进入民国后，黄炎培出任江苏省署教育司司长，不久辞职，以《申报》旅行记者的身份遍访安徽、江西、浙江、江苏、山东、北京和天津各地，考察社情民意和教育状况，期间撰写多篇通讯在《申报》发表，后来他将这些文字辑成《黄炎培考察教育日记》，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。

（黄炎培沪上旧居。）

此后黄炎培又赴美国、菲律宾、日本和新加坡考察教育，当时美国正处于工业革命时期，职业教育蓬勃发展，黄炎培深受启发；而日本、菲律宾、新加坡等国与中国地域接近，文化风俗相仿，自实行职业教育后，“市无游民，道无行乞，国多藏宝之源，民有乐生之感”。黄炎培倍感触动，这几个亚洲国家的基础并不强于中国，其经验值得借鉴。在新加坡考察期间，黄炎培还结识了著名侨领陈嘉庚，陈对黄炎培的职业教育理念极为赞赏，并慷慨解囊，在经济上帮了黄炎培一个大忙。

1917年5月6日，中华职业教育社在上海成立。黄炎培与蔡元培、马相伯、伍廷芳、蒋梦麟等48位社会名流联合发表宣言，指出中国教育的最大危机在于学不能用，学生毕业即失业。针对这种状况，中华职教社章程开篇即指出：“本社之立，同人鉴于吾国最重要最困难问题，莫过于生计；根本解决，惟有从教育下手，进而谋职业之改善。同人认此为救国家救社会唯一方法，矢愿相与始终也。”

需要特别指出的是，黄炎培等人在此提出的“生计”，并非单单指狭隘的个人生活问题，而是指整个国家的社会和经济状况。

使“无业者有业”

“有业者乐业

”

对于职业教育的含义，黄炎培有着自己独特见解，他认为教育的终极目标是具有“职业性”的，是与社会、生活和生计紧密相连。有鉴于此，黄炎培认为职业教育并非特殊教育，他在文章中如此定义职业教育：“用教育的方法，使人依其个性，获得生活的供给和乐趣，同时尽其对群众的义务，名曰职业教育。”

中华职教社成立后，黄炎培被推为办事部主任，主持日常工作。上任之初，黄炎培就联络一批理念相近的教育家筹办中华职业学校，并在校内附设各种工场，以培养各类实业人才，增加国货生产，抵御外货。黄炎培与蒋梦麟等人四处筹建资金，在上海南市陆家浜一带租地建造校舍，共计平房50余间，铁工场、木工场2座，1918年秋季就招生开学了。后来随着学生增多，校舍不敷应用，学校又将临近的义冢地并入，还建了楼房；学科也由原来的木工、铁工两门增加到了珐琅、钮扣、职业师范、商科、文书科和机械制造等多种学科，附属工场也增设了许多。与此同时，职业教育社还创办了理论刊物《教育与职业》，编译了120多种职业教育专著，为教育实践提供了理论指导。

黄炎培所提倡的职业教育得到实业界、教育界和老百姓的好评，但在那些“上等人”眼里，职业教育是“吃饭教育”“作孽教育”，根本上不去台面。黄炎培对此论调不屑一顾，不久他便将在沪江大学附中就读的儿子黄大能转到中华职业学校。沪江大学附中是一所美国教会主办的贵族学校，黄大能刚到职校时还不适应，后来就慢慢习惯了。多年以后，黄大能在《忆念吾父黄炎培》中这样写道：“这个学校以‘敬业乐群’为校训，以‘双手万能’为校徽。提倡手脑并用，注重实践，并有严格的校规。男学生剃光头，穿蓝色工服，接受中等专业技术训练。”据黄大能回忆，父亲经常对他说，要在社会上成为一个有用之才，必须从中等学校就开始接受专业训练，即使以后没有机会上大学，也可以在工作岗位上发挥自己的专长。

1917年到1927年，是中国职业教育蓬勃发展的十年。期间，黄炎培定期集合全国职业教育学者在各地举行会议，借以推广和普及职业教育。他说过，要使“无业者有业”“有业者乐业”。据史料记载，当时全国各地的职业学校和培训机构已达1695所，中华职业教育社社员也由1917年的786人增加到6582人——从这些数字上面，我们可以体会到黄炎培为中国职业教育所付出的努力。

一直倡导

“教育救国论”

1927年3月，北伐军抵达上海，中华职业教育社被国民党市党部占据。不久黄炎培遭国民党政府通缉，离沪到大连避祸。

自从事教育工作开始，黄炎培一直倡导“教育救国论”，认为可以用职业教育来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。随着国内形势的变化，历年来政治纷争，军阀战争不绝，黄炎培逐渐认识到“专守教育岗位”难以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。经过长时间探索、思考，黄炎培提出了“大职业教育主义”理念，所谓“大职业教育主义”就是不仅要办教育，还要积极参与政治活动。在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时刻，黄炎培将职业教育赋予了新的涵义，这是其教育思想的一个质的飞跃。

（重庆中华职业教育社旧址。）

遭南京政府通缉后，黄炎培辞去中华职教社办事部主任一职，专心投身大职业教育运动。1931年春，黄炎培去日本考察，发现日本朝野反华气氛甚浓，于是便购买了3册暴露日本军国主义意图侵略中国的图书。1931年5月，南京政府已撤销了对黄炎培的通缉，蒋介石邀他去南京一晤，他趁机将在日本所见所闻面陈蒋介石。蒋介石听后默然不语，当时也在座的外交部长王正廷竟然哈哈大笑：“如果黄任之（黄炎培字）知道日本要打我，日本还不打我哩！如果日本真要打我，黄任之岂能知道？”不久九一八事变爆发，黄炎培到南京面诘王正廷，恰逢请愿学生冲入外交部大楼，王正廷被学生殴伤，黄炎培在日记中写道：“应该！应该！”

1938年6月底，黄炎培与上海迁川工厂的朋友以及中华职业教育社工作人员一道，从汉口启程入川——这一去就是8年。

在大后方期间，黄炎培积极参与政治活动，支持政府抗日，被推举为国民参政员。与此同时，黄炎培还实地考察了川康等地的职业教育和建设情况，并向政府提出了相关建议。1941年3月19日，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重庆特园举行全体会议，中国职教社为民盟组成单位之一。在这次会议上，黄炎培被推为民主政团同盟常委会主席。

抗战胜利不久，黄炎培又与胡厥文、章乃器、孙起孟等人发起成立了民主建国会。1945年12月16日，民主建国会在西南实业大厦举行成立大会，黄炎培被推举为主席团成员。

在二十世纪上半叶的历史风云中，黄炎培从一名单纯的教育救国者，最终投身大职业教育运动，奔走国事，呼吁呐喊，成长为海内知名的职教派领袖——黄炎培的心路历程令人深思。